尝到真实的能力

一个大城市里,有些职业,你以为只在电影里存在。比如,施虐SM女王。

”真有这么一个职业?不是妓女兼职拿鞭子抽人?”我问。

“当然有,” 我的朋友是传说中干间谍这一行的其貌不扬,走在人群就消失的那种。

“我可不知道原来你好这口。”

“也不是我自己,是我外地的一个女朋友来,我带她去的。”

“你看上去好像是自己被收拾了一顿。爽了一顿,我的意思是。” 我笑。

“没爽,累坏了。我把她带到那个楼里的地下室。女王就在那儿。特别高特别壮的一个女人。我出去喝杯酒,结果两个钟头还没出来。我去找她。刚到门口,门突然撞开,那个壮女人挤过我的身子飞快跑了。我赶紧进去,发现我的朋友躺地板上。全身都是血。”

“发生什么了?”

“她全身上下都被薄刀片一道道细细划了无数道。大概想试点新花样?我在急救室里陪了她两天。”

后续的事,和电影不太一样,既没有政府官员被威胁,也没有出人命。这是一起没人愿意深究的医疗事故。一点惊吓之后,我的朋友,他的女朋友,女王,都回到人群中继续他们的生活。我猜,也继续着他们的趣味。

发生这事的是一座普通的楼房。离我住的地方不远。从楼下经过,偶尔我会恍惚。就像一些童年景象:高高的树林间的阳光,草丛间的翠绿蚱蜢,凶悍恐怖的教导老师,夜晚一闪一闪铺到了天边的萤火虫们。 在都市玻璃高楼中,这些景象越真实,越让人疑惑,它们真的发生过吗?

在我比较年轻自以为是的时候,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了解一件事,或者,一个城市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好奇心,不断追问,因此而了解的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必然会接近这件事这个城市这个人的本质。但实际情况是,不用说复杂的城市复杂的人,就算是了解一件简单的事的本质,已经非常难。罗生门里,每人角度的不同,描述的一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完全不同。但假设他们给了同样的描述,我们能确认这件事就是那样发生过吗?也许事情确实那样发生了,但也许只是这几个人都有同样的角度和利益?一件事况且这样,何况一个巨大城市,或者一个从小就被各种教育各种哲学体系各种价值观交互作用而产出的支离破碎而且迷惑的现代人?

我常和一个欧洲朋友去旅行。在世界的各地,仅仅因为长相的不同,我们就仿佛戴着不同的滤镜看世界。一些简单的原因。比如,在中国,他的长相让他几乎每次都要被出租车司机绕道,而他的不错的中文让他知道自己被绕了;比如,我们走在路上,他是乞丐们蜂拥围堵的唯一对象。等等等等。有的时候,这个滤镜是别人帮他戴上的。

“你要一个说中文的汉族导游还是一个说英文的不是汉族的导游?” 一个中国边境小城的旅行社问。

“区别是?”

“不是汉族而且说英语,他就会多说一些老外们喜欢听的东西。”

作为一个从小就习惯了被各种洗脑的汉族中国人,我意外发现这家国营旅行社不但对洗脑没兴趣,它对让这个老外了解真实情况也没兴趣。它的眼里,游客们都像是那个几百年来下南洋的华人,无论他去了哪里,受了什么教育,他都带着他的习惯和偏见:他的一双拖鞋,一个炒菜锅,各种调料和酱油,他的家族亲戚,他对一个食品是凉还是热的模糊判断,还有他的教育孩子的坚定方式。绝大多数的旅行,也许确实都只是为了验证一个早已形成的意见。

于是,我的这位在中国已经居住了十年的朋友,又一次地验证了CNN和纽约时报的报道,的确,这个城市真实的一个方面:拆迁,旧城区的消失,年轻人的离去,文化的困惑。这只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小城。

在我生活的巨大城市,这个复杂的有机体,它的巨大广场,各种标志建筑,许多的数万人生活的居民区,各种电气、市政、等等等等的系统,有暴露在外被居民和游客们共同景仰的,也有深埋在地底只有在一场暴雨里才让人察觉的,还有这几千万各怀心思的居民。一个巨大城市,就像一个人的人性一样复杂,有黑,有白,还有中间一道又一道各种各样的颜色。 这些中间颜色们都真实,虽然它们经常有含糊的意味,允许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各自相安无事地去品味。

但有些时候,有些颜色却能对不同的人造成不同的极端反应。

这个城市里,有一个人,努力争取到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私募投资,成了一个所谓的投资人。他珍惜这个机会,费尽心力和各种权力中人交往,期待获得一个大项目。有天夜里,一顿大餐大酒后,迷糊中,他和几个人上了辆车。睁眼醒来,黑暗中,他发现他被拉到了市郊一个外貌普通的农家乐。铁门打开,同车醉酒的人哈哈地笑,告诉他,这里有些非常年轻的女孩等着娱乐他们。

出了车,夜很深。忽然,一片漆黑之中, 伴随着洗衣服的哗哗水声,他听到几个稚嫩的女孩声音唱起了童年常唱的歌。一瞬间,那歌声让他心脏紧缩,泪流满面。他无法忍受,踉跄地转身走回了车。他辞去了工作,离开了这个城市。

你可以戴无数种滤镜看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也存在无数种的真实。但在这无数可能的真实中,他尝到了如此黑暗尖锐的一种,它就像硫酸浇过舌尖烧坏所有味蕾,吞噬了所有其它含糊的暧昧的真实,让它们失去一切滋味。

希望你从来没有机会尝到那种真实。而如果你不幸尝到了,希望你还拥有感知它的黑暗而心碎的能力。

 

京都祇园 - 黄牙小艺妓

京都祇园,下午,石板路,一个导游举着个小黄旗,带着一队十几个台湾游客。导游像是只觅食的狮子,脖子装了个轮轴马达,高速警觉地四面转动,寻觅观察着。猛然他大喊一声,“艺妓!艺妓!艺妓!” 果然,远远走来一个盛装的艺妓。游客们轰地一声,大呼小叫,小跑着追了过去,一面纷纷掏出大大小小的各色手机相机,围上了,开始咔咔地猛拍。
那是个矮矮胖胖的艺妓,精心地施了粉,脖子和肩膀一条白粉和皮肤的交界曲线,传说中艺妓最应该被欣赏最漂亮的一个线条。不过,她不但矮胖,而且完全不漂亮。但她在十几个游客几十个相机的包围中,悠悠然,低着头,目不斜视地往前走,不急不缓,像是条小船在一群喧闹的鸭子中划过,到了一个木色斑斓的老馆子前,掀起个蓝布帘子,进去了。
“看她的着装和上嘴唇的妆,她是成年的艺妓了吧?”她问。
“对,应对这种场面,她也很自如。”我说,“如果是我们昨晚的那个黄牙小艺妓,肯定被吓一跳。”
“不过小艺妓比较漂亮。”
前一天晚上,在祇园的中村楼,一个据说有300年历史的餐厅,我们坐在餐厅门口,喝着茶。京都正下着雨。一会儿,一辆出租车停住了。餐馆门口迎客的老头忙打了一把黑色的大油纸伞,迎了上去。车门打开,先探出来了一把紫花的油纸伞,然后是一件艳丽和服,再是一双木屐白袜的脚。到了门前,伞放下,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微笑着,对我们鞠了个躬。她是我们今晚的艺妓。
她的身后,还跟了两个女人,一个中年,一个老年。都穿了素色的和服。中年的,是年轻艺妓的师傅。老年的,是艺妓茶屋的老板娘。她们三个人。我们俩外加一个翻译,也是三个人。
“我们该和一个艺妓聊些什么呢?”我问我们的翻译。
“你是她们的客人,她们为你服务,你可以问她们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
我点点头,想,任何事情,说起来容易,但你该问她们什么样的任何事情?就算是在京都这个几乎千年不变似乎完全不属于眼前这个纷繁世界的古城,一个艺妓也还是显得完全不属于这个时代,遥远得仿佛你在和一个五百年前的雕塑对话,让人觉得最合适的话题应当是:写了源氏物语的紫式部在宫里到底是个什么职位,丰臣秀吉真的长得像只猴子吗,织田信长在本能寺自焚的那天你在干什么,幕府最后的武士们出征前的那天晚上,你为他们唱了什么歌曲,他们中,有你的爱人吗?或者,在那个时候,你已经经过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事,而所有人所有事对你都已经如樱花般每一年灿烂每一年凋落,都只是寻常事?
“你多大了?” 我问。这是我找到的问题。
“17.”
“做艺妓多久了?”她问。
“一年。”
她的师傅,40出头的中年艺妓,接话说,她刚刚一年,所以她的上嘴唇不能涂口红,而现在她还是学徒,只有5年的学徒生涯后,她才能出师,正式成为艺妓。每天,学徒们白天练习歌舞乐器诗词,夜里,为了保持姿势端正而且为了保护每周做一次的复杂发型,睡觉时只能把一个木质枕头垫在脖子下。而且,如今愿意做艺妓这个职业的年轻女孩们越来越少了,整个京都,艺妓三百人,而学徒只有80人。而两百年前全盛时期的艺妓一度有一万五千人。
学徒微笑着优雅地点头,优雅地为我们斟着酒,微笑着听着她的师傅絮叨着。
“你喜欢XXXX,XXXX,XXXX这些明星吗。”她忽然问。
学徒听着翻译翻完了这几个名字,忽然笑了起来,她猛点头,说她尤其喜欢其中的一个明星。那个模样,就像是任何一个的日本追星小女孩。她开心地开口笑着,露出了一口小黄牙。

她的那口小黄牙一下赶跑了紫式部丰臣秀吉织田信长们的鬼魂,当然,一杯又一杯的清酒外加一道又一道的菜们也有帮助,夜晚真正开始。学徒的师傅操琴吟唱,学徒跳起舞,虽然生涩,但我猜,在这个三百年的榻榻米房间里,流传几百年不变的舞步无论谁跳起来,都让听着看着的人觉得世界已经是这么苍老了,而自己还这么年轻。暂时地这么年轻。

我们喝着酒,听着音乐,时不时,一起玩一些同样古老的游戏。比如,类似锤子剪刀布的武士妈妈武士老虎的游戏。房间中央立起一个高高的老屏风。两个人一人一边,各自在屏风后模仿着武士妈妈或者武士或者老虎的动作,然后一二三一起露出头来,看谁输谁赢。一开始你会觉得这些游戏是这么幼稚可笑,但一旦开始玩了,它就这么轻易地把你吸了进去,然后你知道,流传几百年不变的这些游戏,一定有些什么打动了每一代人。

“学徒不能喝酒。我能喝。我很喜欢喝酒!非常喜欢!”喝得有些高了的中年艺妓哈哈笑着。只要不嫁人,她就一直是艺妓,不管她有多大的年纪了。学徒在旁边,微笑着,姿势端正地给每个人殷勤斟着酒。

这个一口小黄牙的年轻艺妓学徒,在削个腮垫个鼻子弄口雪白的烤瓷牙就像是涂个口红般轻易的年代,就像是京都这个城市里的许许多多人和物,一方面不断更新着,一代又一代,另一方面,努力地保持着某一个不变的纯粹模样。虽然,就像是一年年越来越少的艺妓学徒们,时间慢慢地磨蚀着他们。

祇园商品街,艺妓们推荐的一家已经有两百年历史的小伞店,她挑了一把精致的小油纸伞。

她指了指一把大的油纸伞,“你要那把吗?”

“那不是门口迎客的老头用的吗?看到它就想起那个挺凄惨的雨里迎客的老头,我不要。”

她笑了笑,打开她的那把伞。桑染颜色。真是把漂亮的伞。

看到那把伞,我们也许会想起京都傍晚的青苔石路,竹寺里雨后的碧绿竹林,拉面馆第一口咬下的拉面的滋味,艺妓学徒脖后的那条白色曲线。

我喜欢想起快乐美好的时光。

景德镇艳尸

当你要快速冻死一个活的小型哺乳动物,比如猴子,你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冰柜。比如,工业冰柜。通常情况下,被冻死的人或者动物,在体温降到29度的时候,会挣扎着卷缩着一团。这不是一个好看的体态。你需要让冰柜足够大,温度足够低。猴子被放到了冰柜里,大门哐地一声关上,猴子身体上的各个器官就会争先恐后地切断氧气的供应。如果各个器官切断的速度恰到好处,比如,大脑氧气供应被切断的速度远远快过肌肉产生痉挛的速度,你就会有一个栩栩如生的冻尸。

“他们就把这样冻死的动物拿来做烧瓷的模具。” 景德镇的朋友说。她是一个年轻女孩。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

“省事,不用自己去雕了啊。而且,这样出来的雕塑跟真的动物一摸一样。我们接手他们的工作室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大冰柜,都是各种各样冻住的动物尸体。猴子,小鹿,猫。。。”

说话的地方,在景德镇陶瓷学院外一条陶艺街上的一家瓷器店里。景德镇的朋友开的。夜里10点,我们几个人围着一个小桌,喝着一壶明前的绿茶,欣赏着手里的茶杯。

这条街上有6、70家的陶瓷店。卖着各种带了些现代设计元素的瓷器,茶具,杯子,花瓶,但价格还保持在家庭日常用品的范围,不至于因为过度设计而上升成为艺术品的价格。

“这条街三年前什么都没有。政府给我们第一年免租金,第二年第三年租金也很便宜。很多刚毕业的学生就在这里开店。”另一个年轻的女孩懒洋洋地说。她是本地人。瓷器画师。她的旁边坐着一个刚刚从北京过来和她相见的比利时男孩,充满期待地看着她。

“但是过几个月我们就得搬走了。学院里的老师有钱,刚刚把这些店面全买了。学生没钱,只好再搬家,再找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街道开店去。”

2005年以后,景德镇的瓷器行业忽然间开始大发展。一方面,财富大量产生。另一方面,各种阶层浮现。在瓷器业生物链的最上方,是政坛人士以及围绕他们而生的各种大师以及他们所欣赏的艺术风格。最下端,是每年从各地背了个包从景德镇火车站站口涌进城的年轻人们。生物链的一端,是别墅和满足和金钱和名头和更多的金钱和名头。另一端,是抱怨和不安和力求往上的野心。

这个一百来万人的小城市,几乎有你预期在一个经济极其繁荣的三线城市会出现的所有品牌。一条街上,并排的是二十几家的夜总会KTV。另一条街云集了瓷器大师们的专卖店。每家夜总会除了名字不同,门脸都差不多。大师们的专卖店也类似。连他们的自我介绍也都相似得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这些作品每个看上去都差不多。”她说。

“大师们都有自己的代画队伍,互相之间串,当然都差不多。”朋友说。

“大师不自己画吗?”

“都大师了,还自己画?有的大师连画都不会,都是别人代画。但是最值钱的大师签名,应该还是自己签的。”

我不知道这些作品是否都是代画的,不过,它们中间的许多看上去还是很有美感。也许就杯杯瓶瓶这些生活用品来说,一千年积累下来的传统,没有突破,只是仿造,也一样能造出让人看了心情愉快的东西来。

而且,每天在创作的熏陶下,总让各色的人物都对生活有些期待。

出租车司机的手机响了,一段彩铃,“你好,我是林志玲,祝你生活安康,心情快乐。。。” 司机乐呵呵地听完这一段,接起了手机,豪爽地喂、喂。

带我们去婺源去的司机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几个大字,“瓷器艺术家”,翻过去,是一幅瓷画。司机淡然道,“我画青花,我只画抽象的。买这辆车,是为了拉作品去展出。” 名片的一角,小小的几个字,“以车会友。” 司机道,“当司机,还是要吃饭嘛。”

“你知道吗,我们都说,全世界杯具最多的地方,就是景德镇。”我们的朋友摇着头说。

“是吧?那,同理,全世界洗具最多的地方,也是景德镇。”我说。

那个工作室在去往三宝的路边,一条进去的小路,还没铺。红泥的地,正下着雨,泥泞一片。工作室是三间高高的瓦房:一个烧瓷炉,一个展室,一个办公室。

展室里,冰柜已经搬走了,但是地上架子上,除了一些新烧的茶具花瓶,到处都是地还保留着那些动物的冻尸做模具烧出来的瓷雕。几只猴子。每只都不同。一只猴子伸着两只爪子,但一条腿已经碎了。一只小鹿平躺着。架子上平躺摆了两只瓷猫。

它们看上去果然都栩栩如生,连生殖器的形状都纤毫俱在,但是,看到猴子狰狞的表情,猫的僵硬的体态,我只能感受到一个词:痛苦,痛苦,痛苦。在冰柜里,死亡也许降临得很快,但依然痛苦。墓中的殉葬品总是在描绘墓主当年生的快乐,狩猎,宴饮,征战,或者对往生的期待。这些雕像连作为殉葬品都不合适。

也许当初烧瓷的人也感受到了不妥,或者,发现没有什么人会购买一个纯粹的痛苦。为了挽救,他在其中的一只猫雕身上满满地绘了极其艳丽的颜色和花。我从来没去过毛主席纪念堂,但我猜测,看着水晶棺里的那具尸体的感觉可能和看着这只猫的艳尸的瓷雕差不多:华丽,冰冷,痛苦,徒劳,略带一些恶心。

这是个杯具还是洗具?但景德镇确确实实在生产着非常多的它们,而且,到目前为止,经济繁荣。

火苗

“我们这是到了巴勒斯坦还是还在以色列啊?” 她东张西望着,问,“街上挎枪站着的这些兵看着我的眼神,都是直勾勾的,一脸色迷迷。”

“那我们一定是已经到了巴勒斯坦了。” 我说。“以色列挎枪警戒的,看人都是冷冰冰的有杀气。”

圣诞夜,我们从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上了辆车,去伯利恒,耶稣的诞生地,现在归属巴勒斯坦管理。半个小时的路程后,到了个小镇。大雨天,车很多很堵。我们在车里坐着,小镇的路边,三三两两的,到处都是穿了迷彩服挎着冲锋枪的士兵。他们的长相肤色身高和以色列的士兵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在确定了他们是巴勒斯坦的士兵后,明显的,他们的制服,挎着的冲锋枪,都不同。这个小镇就是伯利恒。从以色列入境,没有安检也没有什么明显标志。如果不堵车,耶路撒冷过来,也就是20分钟的路程,大约是天安门到中关村的距离。

在以色列才能感觉到什么是危在旦夕。国家长不过4百公里,宽只有50公里。相邻的四个国家中,和叙利亚没有正式和平,只是在停火状态。黎巴嫩完全在叙利亚控制下,真主党民兵时不时发射些火箭过来。埃及形势不明。刚刚在埃及大选中获得34%选票的穆斯林兄弟会申明他们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如果执掌政权,将会废除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只有约旦似乎还算稳定,也有一个和平协议。但谁能想到,连自有法老以来就以稳定著称的埃及,政权也会突然间崩溃。约旦能保持稳定吗?

在以色列,边界对于所有人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时时刻刻切身的体会。导游开着车,带我们从耶路撒冷去戈兰高地。高速公路沿着沙漠中一条小溪的西岸,一路往北。导游指着荒漠中时不时出现的村庄,教我们怎么识别哪个是犹太人的而哪个是阿拉伯人的。混乱的,没有树的,平顶灰色建筑,阿拉伯人的。种满树,周围围绕着大棚的现代农场,红色尖屋顶的,是犹太人。开着开着,也没多久,前面忽然出现了一个检查站,挎了冲锋枪的士兵探头进车,看了看,点了点头,挥手让我们过去了。

“我们和美国人不一样,我们就是要按种族来判断威胁有多大。你看,他看了看我的奔驰,看了看你们两个亚洲人,看了看我,就让我们过去了。多容易。”

“以色列境内也要设安检点吗?”

“境内?我们刚刚是在约旦河西岸。现在又开回以色列。”导游说。

“刚刚那是西岸?那条小溪就是约旦河?”

“对啊。”导游轻松地说。

我正要说,原来你说的那些犹太人村庄也就是天天在新闻上吵来吵去的犹太人定居点啊,忽然想起,我的导游明显是一个骄傲的以色列保守派,而我接下来还要和他朝夕相处几天,而且,这是全民皆兵的以色列,他说过他曾经是伞兵,绿色贝雷帽的特种兵那种,谁知道,也许他车上就搁了把枪呢。我闭嘴了。

戈兰高地依然是叙利亚的领土,以色列的占领地。它的东北角,是约旦、叙利亚和以色列的交界地。往西过去的海岸,是科技重镇海法,同时,时不时挨一颗火箭弹。以色列的最南端,红海边的Eilat,是度假胜地。它和埃及和约旦交界。

在以色列,如果你是个以色列人,你会时刻地觉得,自己身在方寸之地,而四面都是要将自己置之死地的敌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本地的报纸应该每天的头版头条都是政府呼吁人民时刻警惕境外敌对势力吧?也不完全是。我们在以色列的一周时间里,头条新闻大体都是犹太极端保守派和犹太改良派之间的争议冲突。例如,犹太极端保守派在大街上羞辱一个穿戴偏少的8岁女孩,各个团体纷纷谴责。此外,还有福利问题,教育问题,各个宗派的问题。当然,也有境外的威胁,尤其是正努力制造核弹的伊朗。

“这是罗斯柴尔德大街。你知道罗斯柴尔德大街?”Dror,我的商学院时候的同学带我们去吃晚饭。地中海边的著名Party城市特拉维夫的好餐馆实在太多。他带我们去的都是他没去过也想去尝试的。罗斯柴尔德大街的周围建筑,是特拉维夫的世界文化遗产区,白城,上个世纪30年代建起的世界最大的包豪斯建筑的集中区。

“中国人都知道有个罗斯柴尔德。” 当然,我没好意思告诉他很多中国人知道罗斯柴尔德是因为看了一本叫做“货币战争”的神话传说故事。

“你知道这条街今年整个夏天都被示威者占领了吗?”

“以色列也有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吗?”

“有啊。40万人参加。”

“40万人?!整个以色列才7百万人!” 我心想,要是同等比例的美国人口挤到纽约,两千万人,口水都能把华尔街给淹没成纽约港了。

“也不只是占领华尔街的主题。这个夏天,如果你有任何想要抗议的,无论什么主题,夜里你带顶帐篷到罗斯柴尔德大街来就好了。”

“这就是以色列,这就是以色列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要有不同意见,我们就要说,就连在战场上也不例外!” 6个月里已经做了10个高科技投资项目的Ohad挥舞着叉子说。另一天的晚上。这是特拉维夫最好的海鲜餐馆,就在海滩上。也是这世界上我去过的最好的海鲜餐馆之一。Ohad当年是坦克连长,黎巴嫩战争中负过重伤。

“那军官怎么指挥士兵呢?”

“只会指挥得更好。比如,连长说,这个班要冲锋,跨过铁丝网,攻占那个山头。背重机枪的士兵就会举手说,我有一个问题,我背的是重机枪,我跨不过那个铁丝网。以色列军队定的规矩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参与都有贡献。也许连长忘了他有一个背重机枪的士兵了。”

我们在罗斯柴尔德大街边的一个小街上,找到了一个小小的但非常热闹的格鲁吉亚餐馆。点了瓶格鲁吉亚的红酒和些风味菜,我的同学Dror点头说,“对,集体是非常重要的。但没有了个人,有个集体有什么意义?”

“我来之前刚读到一个新闻,说你们刚用了好几百囚犯交换了一个被俘的士兵。”

“准确地说,1027个。” 曾经是特种侦察兵的他摇着头说,“其中100多个犯人,是手上染了血的,直接参与恐怖袭击的。我也不知道到底值不值得,但这就是以色列。”

这就是以色列:富有,人均产值相当于英国。地中海边,一年四季,气候宜人,出产丰富。同时,两千年的游荡后,国家成立在6百万犹太人被大屠杀后的1947年,四面敌人,狭小的生存空间,现代战争下,一天之内,坦克部队就能从南扫到北,且不论一颗当量大的核弹就能毁掉一半的国家。

但就算是这样凶险的大环境里,国内各个宗派各种意见依然纷争不断,各个利益群体坚持着自己诉求。

“宗教保守派喜欢住在耶路撒冷,那里反正什么都和宗教和政府的带点关系。我们喜欢住在特拉维夫。”我的政治保守但宗教取向解放的导游说。“这些极端保守派的人实在是太讨厌了。各种戒条。歧视妇女。极其保守。一生就生10个孩子。占人口10%,啥都不干就等着政府福利,也就是我们,去养他们。而且声音还特别大,特别抱团,一发表意见还都特冠冕堂皇,似乎以色列全是因为他们才建立起来的。”

“你们派别互相之间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极端保守派的人会不会说,我们要警惕的是外部敌人?”

“作为公民,我为以色列的生存战斗。作为个人,我为我的个人选择的自由战斗。这两个不矛盾。我两者都要。”

在以色列的时候,因为一个机灵的人说了一些机灵的话,国内微博上正闹腾着各种革命民主自由的名词们。它们都是很巨大的仿佛大象一般的名词。不同的人抚摸着同样的一个名词,都声称自己看到了它的全貌。古往今来,也有无数的人把很多美好的名词,变成口号,付诸行动,但最后似乎绝大多数都把这些名词干成了反义词,其中最聪明最藐视讥诮人性的,就干成了1984。但几千年下来,不是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成功范例吗?因为1984所以我们就要接受所有的1984吗?也许你接受,但我不接受。我是乐观的人,贪心的人。敌人环绕的以色列都行,我们当然也行。

就像是我的导游说的,我都要。我要社会有序,规则公平。我同样要个人尊严被尊重,人身安全有保障。我相信这世界存在着更好的和不太好的,它们之间有区别。而我也相信,作为一个个人,可能有各种可以接受的社会形态和组织方式,但任何一种藐视个人尊严和自由的社会形态都不可接受。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做出妥协,但不代表这些妥协就将一直合理存在下去。

一时的必要性不等于永久的合法性。

正午时候,阳光灿烂,耶路撒冷的哭墙边的广场上,许多黑衣黑帽的犹太人正前仰后合地摆动身体,手捧经书,祈祷着。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摆动身体祈祷?”我问导游。

“犹太教的教义,在上帝的眼里,每个人都只是一只极小的火苗。他们相信,摆动身体能让自己的火苗燃烧得更亮更大一点点,也许,上帝就会注意到这只稍微明亮一点的火苗,也许,也就能听到他们的祈祷了。”

耶路撒冷两千多年的石城里,多少的小火苗点亮过了熄灭过了。没有人是上帝,我们都只是小小的火苗。有自己的形状,也许也有不同的亮度。很多的火苗一起,各种明亮,各种形状,它一定也会是一个美丽的景象。

连上帝都早已死了的今天,却总还有某些火苗想要假冒上帝,逼迫着其它火苗一起拼出团体操图案。也许这个图案很壮观很漂亮,但如果这只是你的图案,它壮观不壮观漂不漂亮,关我屁事?

读书笔记 - 达尔文的雀

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有个角色,米靠白先生,他经常说,“年收入20英镑,年支出19.996英镑,结果 - 幸福。年收入20英镑,年支出20.06英镑,结果 - 悲惨。“

加拉帕戈斯岛上的小雀鸟们幸福和悲惨的结果,就是生与死。

已经环球航行将近5年,达尔文到了加拉帕戈斯岛上,观察着各个小岛上的物种各自进化,大有触动。20年后,发表了进化论。

加拉帕戈斯岛有几个岛。岛上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雨季的时候,岛上所有的雀鸟,不论体型或者鸟嘴的大小,大家都吃相似的果实。最不费气力的那些种类。在雨季,适者生存的压力几乎不可见。每一种鸟类都生活得很好。

但在严酷的旱季,雨水停了。最容易的那些坚果很快被吃光。雀鸟们只好开始吃那些越来越吃力的果实。随之,开始了适者生存的压力。

1. 差异化:不同类型的鸟,因为体型的大小不同和鸟嘴的形状不同,开始差异化,他们开始吃不同类型的适合他们的果实。大个的雀鸟可以像钳子一样地咬碎一种坚果。另一种雀鸟钻到了仙人掌中。还有一种雀鸟,他们进化成了吸血鬼,吸食大型海鸥翅膀上的血液为生。
2. 效率:两只同类的鸟,鸟嘴的长度差别只有一毫米,但其中一只就能以另外一只三倍的效率打开果壳。

有一年,整整一年没有下过雨。70%的雀鸟都死了。剩下的,都是大块头的。因为它们虽然需要比小块头的鸟多消耗1.5倍的能量,但它们的效率是小块头的鸟的两倍。这一点点的差别,它们活下来了。

但是,是否到了来年又来年,大块头的鸟不断被选择,后代的块头岂不是会越来越大?

也不是。到了雨水丰沛的雨季,小个头的幼鸟的生存效率又高过了大块头的鸟。它们存活数量和相对比例高。

小个头的鸟,也有它们的春天。

在严酷的旱季,效率和差异化,让大块头的雀鸟们熬过去了。但是,在富饶的雨季,快速长大和大量存活,出现了许多的小个头的雀鸟。小个头的雀鸟们密密麻麻地出现,不需要耗费精力去长出一身的漂亮羽毛,灰扑扑地,它们只需要快速地繁殖。

当然,如果不幸,那一年的雨水意外地停了,那一年的所有年轻幼鸟可能就都一起死亡了。无论块头大小。

达尔文说,”多么细微的差别,决定着谁会活着,谁会死去“

你知道我说的其实就是公司和人。多么细微的差别,有的时候就决定着一个公司和一个人的生和死,成功和失败。必须要做到的,就是不断提高效率,多那么一点点的效率。此外,不断地差异化,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剩下的,就看老天是下雨还是不下了。

达尔文的世界里,没有美丽和丑陋,骄傲和卑微,伟大和渺小。只有生与死。在不同规则的不同环境里,有的环境,适合生存的是美丽和骄傲和伟大。有的环境,只适合丑陋和卑微和渺小。

这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都必须要接受的规则,这世界的规则。

我们的环境呢?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人能活着?什么样的能生长?

IDG年会开场的演讲

昨天,Hugo说,IDG一年一度的聚会,都会安排一个已经上了市的公司创始人, IDG这所创业学校的毕业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还是在读生。我们还以为,多少年前我们就已经是闯荡江湖、牛B的社会老手了,没想到,原来还是很嫩的在学青年。

都是一所学校的校友,我和大家分享三个就读期间的故事。三个简单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恐惧。

2005年4月15日, 土豆那时候一共5个人。将要凌晨。我和我的开发工程师,两人瞪着电脑屏幕,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发布土豆网。

在2005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完全的互联网菜鸟。我的团队也一样。

“还有好几个Bug没修。”我的开发工程师说,“心里害怕。要不要再延几天?”

那时候,我们几个人已经照着我的脑子里的一个念头开发了三个月。就我们所知道看到的,我们是这世界上唯一的视频分享网站。没有谁可供我们学习。 世界上还没有Youtube。搜索土豆网,打开的还是一个菜谱的网站。我们也都知道那句话:如果一个想法只有你一个人想到,这个想法可能不是个好想法。如果整个世界只有我们几个人在白天黑夜地忙活这件事,我们在做的会不会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

而且,就算这确实是个好想法,那么,就在那一刻,也许这世界上有很多更有经验更有资源的团队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我们的想法是最好的吗?我们的网站产品是最好的吗?用户会喜欢吗?用户在哪儿?怎么找到这些用户?恐惧。

“发布吗?”我的工程师问我。凌晨了。

“发布吧”,我说,“他妈的我已经付了800块钱的新闻通稿费了。不能退款。”

无知者无畏。那时我对中国互联网的凶险和艰难,完全无知。

把自己逼到多花一块钱、多滞留一分钟都凶险的绝境,是另一种克服恐惧的方法。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伙伴。

土豆上线后才几天,IDG的高翔就找到了我。第一次见面,我们俩在上海宝莱娜的花园里聊着,聊互联网,聊土豆。从中午一直聊到了夜里,整整聊了11个半小时,各自喝了5升的啤酒。随后见了毛丞宇,杨飞,当然,还有章苏阳。

10月份,我到了北京。苏阳和杨飞在会议室里,我们聊了15分钟。

“王微,这,我们这样想,50万美元,30%,干不干?干咱们就一起干了,不干咱们就算了。”苏阳说。

我想了想,说,“我去下厕所?”

“去吧去吧。出门转角就是。要不要我和你一块过去?”杨飞说。特别热情。

“不用不用。”

我撒了泡尿,回来,说,“那咱们就一起干了吧。”

所以我们就一起经过了后来的4轮融资, 公司的和我个人的种种风波和风险, 经过了金融危机,牌照危机,上市的艰险,公司业务从无到有,从5个人到1000人,一起干到了现在。

那50万美元是我觉得最值得的50万美元。IDG的各位合伙人,尤其是苏阳和Hugo(熊晓鸽),给了土豆巨大的帮助。创造一个公司的过程,艰难,不可预测,危机重重,有一个我们可以完全信任的伙伴、老师,一起走过来,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决定性的时刻。

今年的8月3日,凌晨4点钟。土豆的财务团队,两个投行,两个律师所,会计公司,土豆的上市团队核心成员都在香港中环的一个办公室里。

我们熬了一周通宵,都已经精疲力尽。我缩在办公室一个极小的电话亭里,在通一个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的电话。

经过几轮的提交,将近一年的据说是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持续最长久的一次上市过程,这是最后一次提交的关键时刻。

但是,市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一直波动,过去的一周,由于希腊,上下大幅震荡。

“我们两个银行的建议都是推迟上市。我们觉得9月份的市场环境应该会好很多。今天不要提交。”投行在电话里说。几周下来,他也极其疲倦了。

“不,必须这个月上。必须现在提交。” 我说。

最终,我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说服力,我和土豆能调动的一切力量,都压在了那个电话上。

“好吧,但我需要和另一个投行确认下。”投行电话里说。

我挂了电话,虚脱一样地疲惫,但我知道我们已经赢了。10分钟后,团队的一个人接完一个电话,他忍不住高举拳头叫了出来,“We go!”

凌晨4点半,在截止时间半小时前,我们提交了报告。开始了正式的路演。到美国的第一天,碰到美国政府债券70年第一次被调低评级,希腊和意大利的国债危机持续着,路演的一周里,股市每天跷跷板般上下5%地剧烈震荡。一周里我们开了55个单独会,11个宣讲会,10个城市。8月17日,土豆上市了。

我们都看到了当下的市场是多么地悲惨。如果那一刻没挺住,那估计我们要从9月等到10月,10月等到11月,到现在还等着。

在电话亭里的那最后三分钟,是决定性的时刻。

一生之中,真正的决定性时刻,极其稀少。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起一生中那么几次的决定性时刻。一个人、一个公司,整个的未来,就取决在那么一个窄得像刀锋的时刻。

在那样的关键时刻,退了,就是一个悲催的人生,只有挺住,全身心地押上去。必须赢。

这是我的三个故事。

我们的酒店过去不远,就是灵山,山顶有个大佛。世界有诸多难处,有诸多烦恼,也有诸多的神和佛。不知我们现在生活的,到底是佛法盛世,还是末法世界,需要这么大一尊佛。

管它这世界是盛世,还是末法,我们都只是人,生老病死。一个公司也像一个人一样,有生老病死。运气好的,有像亚历山大那样,32岁就已经征服了所有的已知世界,也有像姜太公那样,80岁了还在钓一条不知道到底存不存在的大鱼。有一路生龙活虎的,也有从小病怏怏但是成年后龙精虎猛的一条汉子的。当然,也有半道夭折的。

那是命运。人有人的命运,公司有公司的命运。就像人一样,公司总有死去的那一天。如果我们只看结果,那所有的结果就只有一个,死亡。

来的路上,我在看一本书,《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历史,其中说到十字军东征。一千年前,有位著名的伊斯兰将军Ibn Shaddad,他经历了萨拉丁和狮心王理查德争夺圣城耶路撒冷的战争。有一天,他老了,萨拉丁和理查德都早已死去了,他想起过往一切,“所有这些逝去的年头和战士们,仿佛他们都只是梦。”

丰臣秀吉死去的时候,大约是想起了自己的一生,一个农民,因缘际会,居然成为了日本的主人,这么华丽的人生。他临终的俳句是,“大阪城的一切,如梦中之梦。”

我们是创造者,梦想者。尤其是在座的各位创业者。就算一切到头都只是梦,就像金刚经的开头,“如梦幻泡影,如露又如电,” 到了尽头,回想的时候,到底我们做了一个美梦还是噩梦?无论如何,亚历山大丰臣秀吉萨拉丁理查德们,姜太公,他们的一生是一个精彩的旅程。是一个有趣的梦。

过去6年,土豆的旅程,是一个奇特有趣又美好的梦。

祝大家,在我们还能做着梦、活在梦里的时候,尽我们所能,做有趣的梦,也活有趣的梦。

谢谢

从阿姆斯特丹到西班牙到巴黎(三)

Ronda,海明威和Orson Welles热爱的斗牛小城。Ronda一路开到Marbella,再从Marbella到了格拉纳达。

Ronda是个美丽小城。Marbella和Malaga却只是地中海边的普通城市,漂亮,但也就是漂亮罢了。

半年前,学吉他的时候,听了首曲子,“阿兰布拉宫”。到格拉纳达前,下了本Washington Irving的阿兰布拉宫的传说。

170年前,Washington Irving来到格拉纳达。几个光辉的王朝和帝国之后,格拉纳达已经成了个几乎无人知晓的废墟。他记录下,或者是他虚构了,许多的阿兰布拉宫的传说故事。也许只有伊斯兰的梦幻般的建筑,才会产生这许多的传说。一千零一夜般的浪漫故事。摩尔人离开了几百年后,当地的农民们望着摩尔人留下的神奇建筑,以为是魔法。格拉纳达因为Washington Irving的书才重被外界所知。

有一天,犹如魔法般的绚丽建筑和辉煌王朝,只能依靠着农民们的传说故事来维系。

必须在阿兰布拉宫中,蕾丝般的建筑屋顶下,探头望出,Sierra Nevada的山脉,然后你才理解国王Fernando在征服了格拉纳达后,从同一个窗口望出,禁不住喊道,“失去这一切的人,他真不幸!”征服者Fernandao在征服之后,看着如此一片大好江山,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是失去这一切的人的不幸,而不是他征服之后的幸运。居安思危。或者,另一种说法,也就是Andy Grove还有所有这些流行着的说话,“XX月后这个公司可能就倒闭”“强迫症患者才能生存”“每天早晨,非洲的大草原上,无论你是狮子还是羚羊,你都要奔跑”等等等。

machiavelli君王论的笔下,Fernando是他理想中的君王。

格拉纳达,阿兰布拉宫。宫中有一个巨大的圆形宫殿,是征服者的后人查尔斯5世建造的。沉重,有力,规整。和仿佛乐曲一般优雅的摩尔人时代的宫殿们并排立着,你知道优雅的文明为什么必然被简单的次文明征服。

从格拉纳达,5个小时,开到了马德里。再从马德里,飞到了巴黎。

巴黎还是巴黎,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巴黎这样,让人无论来过多少次,还是觉得她的诱惑。

飞机上看了Woody Allen的Midnight in Paris。年龄见长,似乎他更喜爱巴黎而不再是纽约。

今天的人想要回到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垮掉的一代。那时候的人想要回到1870年的Belle Epoque,美丽年代。400年前的唐吉珂德,幻想着400年前的骑士时代。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又去了。有谁找到了他们的时代?那些找到的人,是幸运的人。

我们在埋了几十万人的拉雪兹神父公墓走着。一对老头老太太。老头已经很老了,步履艰难。他们问,“你知道Edith Piaf的墓地在哪儿吗?“

”她埋在这儿吗?“ 我拿着地图,果然,王尔德墓地过去不远,就是Edith Piaf的墓地。

老头老太太跟在我们后面,”你们尽管走,我们远远地跟着就好。“

我们极慢地走。每几分钟,就停下,等老头老太太跟上。

就算是极慢的速度,老头老太太走了一会儿,看上去已经累得狠了。老头边擦汗边喘气着说,”这真是个大墓地。“

”很多人埋在这儿。很多名人。“

”但他们都在地下,我们都还在地上。我们比他们强。”

又走了几分钟,抄了条小路,不走墓地间的路,从一片墓地上穿过,离Edith Piaf墓地已经不远,老头老太太都不行了。他们喘着气,挥手,“算了,我们实在不行了,算了,你们去吧。”

”没事儿,不急,我们等你。” 她说。

“不行了,你们去吧。” 老头的脸通红,汗透衣衫。

巴黎的秋天,阳光灿烂,树叶已经开始发黄,远远地,回头看,老头老太太站在一排排的灰色墓碑中,还在抹汗。

“他们真可怜,就差这么一点就走不动了。”她摇着头。

“他们实在走不动了。”

我们都知道,巴黎依然还是巴黎,阳光依然还会灿烂,树叶依然会黄了又绿了,这一对老夫妇,我们再也不会见到。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像是这墓地里的莫里哀王尔德莫里森卡拉斯们一样,到了地下。

她仰头,头顶层层叠叠的树枝和稀疏的叶,她举着手机,拍了张照。

“在我们还能在地上走路的时候,我们去这世界每一个想去的地方吧。”她说。

照片上,墓地的树,枝叶勾连,图案繁复精美,仿佛就是阿兰布拉宫中到处的蕾丝般的石雕和窗饰的模样。

我把照片存成了手机屏保。有的时候,只有和光彩夺目的死亡为伴,想想所有这些来过又消失了的光彩生命,你才记着要好好活自己的生命。

About Steve

9个小时的飞机,刚回到北京。落地打开手机,刷新了下微博。一开始的几条,都是悼念乔布斯的。我想,谣言又来了。乔布斯,他怎么会死?他是终结者,永不疲倦,决不放弃,几乎不可摧毁。终结者的口头禅是,“Hasta la vista, baby.” “宝贝儿,直到下次见。”或者,“I will be back”“我会回来的。”但谣言被证明是事实。没有下次也不会再回来,终结者从这世界消失了。

对于绝大多数在科技IT界工作或者从小对电脑就入迷的人,乔布斯就像卡斯特罗对于古巴,毛泽东对于中国,几代的人的成长过程中,这名字从第一天起就是个传奇,就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天经地义的一部分。突然间,每个人群体意识的某一部分,突然消失成了真空。而且,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填充它。

几个月前,他辞去CEO时候,他的辞职信让人隐隐地感觉,他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但他给我留下的不可毁灭的终结者的印象是如此强烈,我立刻就把这念头按下去了。看着网络流传的一张开玩笑的乔布斯退休后日程表,里面,每15分钟都有一条“电话库克,看苹果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几乎觉得那就是乔布斯的真实日程表。

是硅谷的一个朋友给了我这个终结者的形象。一年多前,苹果和谷歌因为谷歌推出的安卓手机操作系统,正式决裂。我和我的硅谷朋友在他Palo Alto的家里正聊天。当然,刚从业的IT人员都能看得明白,开放的安卓一定会在市场占有率上超过独有一家的iPhone操作系统,就像是Windows操作系统的市场占有率会一直压倒MacOS。但作为互相竞争的个体公司来说,谁会赢?我的朋友摇着头说,“三对一,Larry加Serge加Eric也不是他的对手。这人,他是终结者。”

也是硅谷的这个朋友有一天对我说,“你必须要见一下乔布斯。我也告诉他,他一定得见下你。”当然的,乔布斯完全没有一定要见我的必要。但我的这个朋友很有说服力。第二天早上,我走进一间没有任何特色的普通会议室,坐在那儿的就是乔布斯。

和我一起的是Marc。前一天晚上,我给他一个电话,

“明天我要和乔布斯开个会。”
“是那个乔布斯?!”
“对,你的偶像。你想过来吗?”
“那当然!”Marc说。他立刻登上了当天的航班,从上海飞了11个小时到旧金山,一下飞机,直接就来了苹果。

但那个会议简直是个灾难。我刚用几句话介绍完土豆,乔布斯就开始批评用户产生内容的视频模式,

“这是偷。”
“我们只是提供分享的平台。“
“帮助用户偷!”

我心想,当年苹果赖以复苏的iPod,不就是因为允许MP3播放而同样被指责为帮助用户盗版音乐吗?事实上,桌边的每个人手里拿着的iPhone手机,第一屏的视频app软件,就是Youtube,同样是“用户产生内容的视频模式”。

如果这是辩论赛的话,我早就说,因为这两点,你错了。但这明显不是个辩论赛,是个商业会谈。而且,就算是辩论赛,我只是土豆的王微,而他是苹果的乔布斯,神,如果让观众投票谁胜出,毫无悬念的,就算乔布斯指着苹果的白色说这其实是另一种的黑色,一定还是他胜出。所以,接下去的大半个钟头,我们继续讨论,从科技发展到社会演化到体制到人性。

“如果中国的用户不能分享这些视频,难道他们就只能看那些视频吗?”
“偷就是偷!”

会议桌边的几个苹果高管,脸上带着惊愕的表情。Marc在我旁边,时不时想要插句话,但几乎一句没插进来,他的脸上带着的是“我靠,我真不相信我是在同一个会议室里和乔布斯在开会”的表情。

会议无结果地结束了。在苹果的大堂,Marc一头扎进上面标着“欢迎来母舰”的苹果总部店里买纪念品,我说,“妈的,我不买。”我站在那儿,郁闷极了。

我给我的硅谷的朋友打了个电话。他哈哈地笑,“典型的乔布斯。”不知为什么,我听了,更加地郁闷。

一小半因为时差,一大半因为白天的会,夜里睡不着,我在网上随机地google乔布斯。无意间打开了一个电影,“硅谷海盗”。说的是当年乔布斯和盖茨的故事。据说电影中的台词都完全真实。其中一段,乔布斯在Xerox Parc看到了图形用户界面和鼠标,回来立刻布置在Macintosh上照做。一个工程师抗议说,这是偷。

电影里,年轻的乔布斯,仰着头,“好的艺术家,抄,伟大的艺术家,偷!”

酒店里,硅谷的深夜,我差点从床上滚了下来,“今天的会议上,我应该就这么说的,好的艺术家,抄,伟大的艺术家,偷!”

但我知道,今天开的会和偷这个词之间,其实没什么关系。就算说出了这么句有力的俏皮话,我一样还会是很郁闷。

时间一天天过去, iPhone 4出来了,iPad出来了,苹果站上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了,而同时,乔布斯在我们眼里一天天消瘦憔悴,生病了恢复了又生病了,退休了,然后,在一个公司最荣光的时候,死去了。少年成名,失败,归来,辉煌,同时,死去。如果你要虚构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你几乎也不能虚构得更完美。

而在整个过程中,他不只是一个终结者,我们会恐惧害怕的一个机器人终结者。在苹果越来越荣光的同时,他是这样明显地在我们的眼前一点点地衰落、死去,碰触着我们每一个人对生命的脆弱所必有的同情。他完完全全和我们一样,是脆弱的人。

同时,土豆不断成长着也不断遭遇挫折,继续成长,继续遭遇挫折。 我也一样。那段时间里,我读了一篇又一篇关于乔布斯的各种文章和传记。

最终,我终于明白了那天我为什么郁闷。

那天的会议室里,我完全不应当和他讨论社会体制,讨论人性的恶和弱,辩护中国。那是哲学家社会学家政客们的工作。我该做的,就是告诉他,我为什么要做土豆,土豆为什么必须这么做,土豆为什么了不起。因为体制、人性、中国现状、科技或者其它种种而产生的不完美,是土豆不得不为它们而做的妥协。

你要不顾一切地要一个美丽的按钮,一个美丽的滚动条,一个美丽的机器,一个美丽的产品,一个美丽的生态圈,一个美丽的公司,一个美丽的家庭,一个美丽的人生。不得不妥协的结果,就是iPod必须要支持MP3,iPhone必须要有Youtube软件,而最终,也许,你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按钮和滚动条和机器和产品和生态圈和公司和家庭和人生。土豆的妥协之一,就是因为分享而产生的版权争议。但是,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妥协,所得的结果,最可能的就是许多的垃圾和一个垃圾的人生。

乔布斯真正在告诉我的是,你要先不顾一切地相信你想要的,然后再谈妥协。到最后,死亡也只是乔布斯不得不妥协的最后一件事。

2010年初,我和我的那个硅谷的朋友在他家的花园里坐着,夜,已经喝到了第三瓶红酒,他忽然说,“我在年底可能会接任公司的CEO。”那是一个著名的全球公司。

我说,“土豆可能在年底可能上市。”

在2010年,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我的朋友得了一场突如其来几乎致命的重病。我遇到了一些事。

又一年快要结束了的时候,我的朋友重新开始,依然极受尊重。土豆也上完了市,依然在成长。而我们都还健康地活着。

所有的挫折,都只是我们在创造的过程中,不得不妥协的一些事罢了。

Thank you, Steve.

从阿姆斯特丹到西班牙到巴黎 (二)

从塞维利亚出发,接下来的将近一个星期,除了地中海岸边和格拉纳达,没有固定的计划。随心所致地开,哪儿有趣就在哪儿多待待。

先往南,一路开到了Cadiz。3、400年前欧洲最大的海港城市,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根据地,哥伦布的出航地。今天也就是个普通的欧洲海滨小城的模样。城中心的教堂,也还高大,但却一眼看得出,这教堂,100多年前落成的时候,这个城市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几个流浪汉躺着,其中一个,不知是吸毒还是饮酒过量了,裤裆开着,躺在自己的一滩尿水中。

心血来潮,看到地图上一个小镇,貌似有趣,Arcos de la Frontera,就去吧。山上的一个小镇。山顶,一个墙面斑驳的老教堂,一个半废弃的公爵城堡,几百个老房子,狭窄的巷子,寥寥的居民和游客。小镇从400年前到现在,大约就是这么个模样。

出了小镇,已然是下午,忽然想起,说,“不如咱们开到大西洋岸边去看看落日,吃个晚饭吧?”

“走啊。”

两个小时,开到大西洋,差了几分钟,没赶上落日,赶上日落后天边的最后金黄余晖。几条游艇慢悠悠地回港,一个跑步的人,一条狗,闪着光的半黑半明的沙滩上跑过。每天夜里,头顶都是满天的星斗,每一天,日升日落,都是如此美丽让人呼吸停止的景象。文明的另一面,就是人类用城市的灯光和各种消遣娱乐,从书籍到电视到电影到各种奢侈不奢侈的消费品,包括互联网上的种种,让自己几乎看不到了头顶的星空。城市中长大的年轻孩子们,有可能一生都未必能见到星空可能是如何地灿烂。

也许这也是好事。活在中世纪的人,其中的绝大多数,仰望星空,也许想到的是上帝,是死后再生的天堂的荣光。拥有知识的现代人,看着灿烂星空,知道,这些灿烂的让人仰望着几乎呼吸停止的恒星行星们,只是浩瀚宇宙的一点点的光和尘土。星星们如此的微不足道,人的渺小呢?无知是一种幸运。既然现代人不幸拥有了这么让人沮丧的知识,也许,在城市的灯光笼罩下,我们不需要每一天被提醒着自己的渺小,而可以继续做梦。仿佛我们可以永生。仿佛科技可以征服一切。仿佛在越来越精致的消遣和消费中,我们可以一次次地验证着人的伟大。

从大西洋岸边,我们再一路往南,离直布罗陀不远的西边,也是大西洋的海岸,是那天晚上的住的酒店。

设好GPS,一路开到目的地,已经是夜里11点。一片漆黑,天上无星无月。按照给的地址,找不着酒店,只有一条条的空无一人的街道,一排排的黑灯瞎火的海边度假房。我们转了几圈,还是一个人影都没有。仿佛鬼城。

“很多公路电影都有这么个情节。”她说。

“找不着路的情节?”

“找不着路,然后到了一个空的村庄。然后发生了后面的事。”

“都是恐怖片吧。”

“那当然。”她左顾右盼,又紧张又愉快,充满期待。

可惜,这一大片的空城不是恐怖片或者鬼片里的无人村庄,而是这些年西班牙过度建设,拿着银行贷款,玩儿命地开发各种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其中一个,海滨度假房地产项目。房子建起来了,预想中的买家似乎没有出现。

好不容易,我们找着了酒店,一个硕大无比的堪比拉斯维加斯的巨型度假酒店。就大堂,酒吧,餐馆,无所事事的服务生们,等等迹象分析,这个酒店的入住率估计不足5%。而旺季其实还没完全结束。

第二天,太阳起来,空城在阳光下活了过来,人,狗,海,颜色。

接着几天,沿着海岸,从大西洋到了地中海,一个个小镇开过去。当年嬉皮们的乐土,西班牙的最南端,Tarifa,再过去,直布罗陀,再过去,Marbella,再过去,Malaga。

坐在Tarifa镇边的一个很嬉皮感觉的海边小宿营地的餐馆,点两盘菜,两杯啤酒。海边风很大。这是海岸边风最大的一处。据说,风稍微小些,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对岸,北非。脑子里哗哗地翻着读过的各种书籍上,来过这片海岸又消失了的一群群的人:腓尼基,迦太基的哈尼拔和他的兄弟,古罗马,共和国的Scipio,帝国的两位皇帝,毁掉西罗马的旺达尔人,哥特人,从北非而来登陆的穆斯林远征军,卡斯提尔的女王和阿拉贡的国王,哥伦布,土耳其人,红胡子的巴巴罗莎,死在离这不远的海面上的纳尔逊。罗马几乎彻底抹去了文明的希腊人,旺达尔人抹去罗马,穆斯林抹去了旺达尔人,卡斯提尔再击败穆斯林。知道太多,思考太多的微妙细微差别,似乎容易导致行动的瘫痪。因为无知,所以去发现,去征服,所以有了一代代的野蛮征服者们的执着和单一,有了出海的哥伦布。

风很大,海面上,几点彩影,帆板正破浪而去。我喝了口酒,想,无知真是一种幸运。

从阿姆斯特丹到西班牙到巴黎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的街道,是一条条的运河。石块垒成的河岸,两岸有些单调但都整齐雅致的黑白楼房。运河边的小街上,自行车来来去去,骑车的人,个个高大匀称,服装搭配得当,都像是海报招贴画中的人物。满街的Coffeshop,卖着高品质高浓度的各种大麻。红灯区就在城中心的大广场旁,橱窗里扭动着招揽客户的妓女们,四方的游客。虽然这世界上不少的著名的城市都有各自的红灯区,也有一些有着几乎同样宽松的药品管制条例,但阿姆斯特丹总让人觉得,这就是宽容和多元化的化身。

坐在伦勃朗广场的路边,一个年轻男人,往路灯柱子上随便地一靠,几乎就是个造型。在阿姆斯特丹的微凉天气里,她喝口啤酒,愉快地点着头,“这个男孩比起在北京混的这些外模,形象气质,一点不差。”而这年轻男人当然只是阿姆斯特丹街头男男女女中,普普通通的一个。

它也是一个距离黄金时期已经有些久远了的城市。荷兰的黄金时期大约在将近500年前结束。黄金时期开始的时候,它和当时的欧洲霸主西班牙的30年战争刚刚结束,成为了刚起步不久的英国人正努力追赶的全球海上霸主。它开辟并垄断了日本和印尼群岛的贸易。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贸易和生产的利润如洪流般涌入荷兰本土。艺术方面,伦勃朗,Vermeer, Van Dyck在描绘着那个时代的人与物。而今天所看到的阿姆斯特丹老城的大多数建筑,也在那个时代大体完成。黄金时代是冒险和建设的时代。

今天的阿姆斯特丹,是扩张的黄金时代已过,各种教条和法律都凝固后的城市。在国家博物馆的安检门前,我们在凡高博物馆买了一幅小画,因为画板尺寸有些大,目测可能过不了安检扫描仪的口。看管扫描仪的博物馆职员,也就是一个政府雇员,扫了一眼,摇了摇头,说,“你把这东西给站门口的那人检查下。”

站在门口的那位职员,懒洋洋地摇了摇头,“条例里没有我检查画的规定。”说完,转身走了。

看管扫描仪的职员又摇了摇头,“那,如果这幅画能放进扫描仪,你就能进,如果这幅画不能放进扫描仪,你就不能进博物馆。”

最终,这幅画刚刚好能通过扫描仪,于是我们进去了。如果这幅画不能放进扫描仪,而条例里如果找不出解决方法,我知道我一定是无法进门的。这么一个僵化的推卸责任的过程,所有人的话语和口气,却都是轻声地,文雅地,无懈可击地,而同时让人充满了无能为力的恼怒。

如果文明的主要要素是,1.成熟完整的社会法律和规则 2.富裕且相对平均的社会各阶层3. 宽容且接受复杂和矛盾,荷兰已然是高度文明的一个国家。坐在伦勃朗广场马路沿上,身后的coffeeshop传来一阵阵浓郁的大麻烟味。广场上,阿贾克斯球队刚举行完了一个井井有条组织良好的活动,高大而且几乎是美丽的年轻男女们优雅地走过。这是一个社会的大冲突已然有了化解机制,很舒适但有些无趣的城市。

西班牙 (一)


从阿姆斯特丹飞马德里,再从马德里搭高速铁路,一个半小时后,到了Puertollano。这个城市的名字翻译过来,大意是“平坦的港口。”但奇怪的是,Puertollano既不平,也没有港口。它处在西班牙的正当中,离最近的港口也有几百公里。它的全区都是丘陵,少有平地。本地半常住居民,Christian,也不知道这个城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Christian是我在商学院时候的同学。10年不见,早忘了当年在一个小组里白天黑夜一起折腾了大半年的各种功课和项目是什么了,只记得一起干过的各种恶作剧。

他的家传的一个有十来万雇员的公司,4年前,身为长子,他接任了公司CEO。同时,他也接手了在Puertollano的家族猎场:5000公顷的土地,一千头野猪,几百只鹿,几万株橄榄树,30名管理员,一栋传统西班牙式的大宅,还有宅子里越来越多的各种兽皮,狮子,豹,密密麻麻的野猪牙,鹿角。

“你还记得,我在场里猎野猪不喜欢用枪,喜欢用刀?”

“当然。”

“让狗把野猪按住,过去就一刀?”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我的儿子现在也是用刀。”

“你儿子才10岁吧?”我问

“10岁。”他自豪地说,然后,他有些遗憾地,“当然,他杀的还只是小野猪。”

骄傲坚韧固执的西班牙。斗牛士的西班牙。

从Puertollano上列车往南,一个半小时,是老城塞维利亚。塞维利亚有一个斗牛场。可惜,时机不巧,我们没赶上任何一场的斗牛。斗牛虽然没赶上,但塞维利亚,是安达卢西亚的中心。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碰撞融合的安达卢西亚。塞维利亚的城中,并排着两个建筑,一个是肃穆的高高穹顶的天主大教堂,一个是优雅的如丝绸花边的穆斯林王宫。而就连大教堂和王宫,基督教和穆斯林也一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穆斯林王宫有基督徒的西班牙国王们改建后的建筑,而大教堂的钟楼本就是从清真寺的礼拜塔改建而来。建筑之间的纠结关系,也和这两个宗教之间的纠结关系,一样。

一个塞维利亚当地的朋友,是在塞维利亚唯一一个学着弗拉门戈舞的中国人。她带着,连看了两晚的弗拉门戈。 世界各地,到处都漂着一些因为热爱某样东西而飘到了那个角落的中国人,或者,像是那个乞力马扎罗山下的中国女孩,她说她是因为上错了公共汽车而来到了山脚下的小镇,再也没离开。

弗拉门戈,舞台上总是两个歌唱者,一个吉他手,一个舞者。音乐和舞蹈据说是也融合了各种来源,从穆斯林到印度到农家舞,等等。

听着弗拉门戈悲怆的音乐,有些京剧的大段唱腔的意思。想,不知弗拉门戈在西班牙是否像是京剧在中国一般。不知是哪些人在学习表演弗拉门戈。西班牙本地的观众关注吗?学习弗拉门戈的中国女孩,不知是否像是在中国学习京剧的老外票友?

在塞维利亚租了辆车,开始安达卢西亚的公路旅行。